孙频：写作就是一场面向耻辱的精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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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记 录 者

就我目力所及，被夹裹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从来就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最大的期望只是能够活着，然而很多时候连这样卑微的愿望也往往难以实现。所以如加缪所说，生命必须具有存在的意义吗？在中国，在底层，是没有意义这两个字可言的。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我把这种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写进小说的时候，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人是如何存在的。——孙频

写作就是一场面向耻辱的精神探索

走走对话孙频

走走：看了你的八个中篇，其中似乎洋溢着一种恋父-恋女情结？《同体》里：

“他带她划船坐飞椅坐过山车，她一路惊叫，像小孩子一样死死抱着他，把头埋在他怀里。他便也紧紧抱着她，惟恐会失去她一样。走到公园门口的时候，他说你看棉花糖多好看，给你买一只......她边走边笑边流泪，怕发出抽泣声，便把更多的棉花糖又塞进了嘴里堵住自己。忽然，她抽泣着像个真正的小孩子一样抱住了他的一只胳膊，然后她把自己整个人紧紧紧紧地靠了上去，似乎要把自己整个人都吊在他身上才好。”

《无极之痛》里：

“他站在那团黑暗里，颤声对她说，是的，孩子，我有严重的失眠，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他叹了口气，孩子，快回吧，明天再说，好吗？”

《无相》里：

“这时候她忽然听见他说，孩子，你把衣服都脱掉好吗？让我看看你的身体，好吗？……可是他毫不留情地又补充了一句，孩子，把你的衣服脱掉好吗，你不穿衣服站到我面前好吗，我们好好说说话。”

而这些“孩子”，其实都是成年女性。是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吗？

孙频：确实有弗洛依德的影响，因为我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人类的情结有很多种，比如爱烈屈拉情结，比如洛丽塔情结。

但我觉得这些情结其实在很多人身上都有，更多的也许是隐形的，是连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但它会支配人的行为。这种情结的源头还是人对爱和安全感的缺失，算不得畸形的情感，它只代表某一种情感类型。而情感本身是最复杂的事情，有很多层次性。

最早看这些精神分析学方面的书，比如看弗洛伊德的，看霍尼的，看勒庞的，动机是相对自私的，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内心很纠结很冲突的人，看这些方面的书是为了能让自己内心有力量一点，能把自己认识得更清楚些。后来在生活中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的心理暗疾。

人的内宇宙的丰富，人性的趋同和艰险是非常吸引我的。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用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去对待我小说中的人物，或者说，在深深挖掘一个小说人物深层次的精神世界时，我产生了写作的愉悦感，会觉得通过写作挖掘和治愈人的某种心理暗疾是有意义的事情。

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几乎摆脱不了一种思维定势，就是一定要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行为找出足够的心理依据，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有后来的行为和举动，他最深层的心理动机和起因是什么，他是在一种怎样的心理困境之下一步一步开始了自我的救赎或者是自我的毁灭。

如果这种心理动机没有分析出来，我自己会觉得我的小说人物软弱站不住。当然这种站不住不是世俗和生活层面的，我指的单单是人物在心理层面的成立和变化。因为人的构成无非是肉身和精神，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人影响太大。

有读者曾说，觉得我的每一篇小说基本上都算是精神分析学的范本，可能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走走：听到过这样的玩笑：“弗洛伊德眼中人类只想做两件事：1. 性交2. 杀人之后性交。”就像弗洛伊德以性理论立身一样，性，可以说是你最大的叙述标志。甚至绝大部分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是类“性工作者”。

《不速之客》里的纪米萍是夜总会里的陪酒小姐；《恍如来世》里的丁霞是暗娼；《假面》里的王姝被有钱男人包养了一年后又转手给了另一个男人包养；《同体》中的冯一灯从事的仙人跳“也算是小姐的近亲吧”；《无极之痛》里的储南红为了能分到房，一次一次盛装后将自己送到校长万宇生面前……

为什么你会如此执着于以一种“动物凶猛”的方式表达性？你一再去碰撞的“戒条”到底是什么？

孙频：写性的女作家是有，但我觉得我显然不属于。性绝不属于我的标志叙述。其实性在我小说中不过是情节和人物性格的一个点缀。人活在世上无非是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几件事，写小说而让自己脱离任何对性的描写，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吧？

当然我们又不是专门写黄书，也没必要长篇累牍地描写这个。性是人性中最本质化的一部分，是动物性和人性结合得最集中也最冲突的一部分，是最邪恶也是最有美感的一件事，我觉得在写作中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好像一定得标榜自己是烈妇，谢绝荤腥。

我也不是把这个当成让情节好看的噱头，实在是因为性能代表的人类深层次的潜意识实在太多。我也肯定不是卫慧、棉棉她们那个支流的延续，我是一个小县城里长大的北方人，群山环绕，寒冷的天气，物质的匮乏，破败的工厂，所以我对性这件事和对生活本身一样，没有任何士大夫气质的赏玩与优雅，性在我笔下多是苦难的一部分。

当你去探究性与人的心理之间的那种冲撞和撕裂时，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丰富而残酷。

何况我认为我写性写得并不好，像贾平凹老师和莫言老师、陈忠实老师把性写得多好。能把性写好是个很见写作功力的事情，以我的水平显然不够。

我写性的姿态多是嘲讽的，暗黑的，戏谑的，更像一种女人们的行为艺术或者是献祭的方式，似乎这个人脱光衣服只是为了把自己当做某一种仪式的祭品。我的殉道思想非常重，这与我喜欢反省苦难有关，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有宗教性的人。我想以此来解构这艰苦卓绝的活着本身，所以我写性的底色是荒凉的。没有任何耽美的趣味。

我喜欢写这个类型的女人也不是因为我对她们多熟悉，因为我生活圈子非常简单，事实上从没有机会真正和这种女性打交道，我只是在传闻中、在新闻中、在文学作品里了解着这类女性，而对她们的想象也是隔岸观火的，是没有切肤之痛的。

我热衷于写这类女性，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们身上可以寄托我对女性的一些偏执认识，从她们身上可以榨出我想表达的东西来。我甚至觉得很多素材我必须放到这种女性身上，否则便不足以表达我内心足够的绝望、冲突和力度同样的慈悲。

平时我走在街上恨不得随时让自己在人群中淹没，让自己足够普通、足够朴素，但我会在小说中选择一种与自己互补的方式。真的有些作家的作品和他本人可能就是互相补偿的，我会想写一些暴烈的、生冷的，残酷的，一针见血的东西，因为不这样写我感觉不足以表达我所认识的生活本身。

我会感觉自己触摸到了人性中一些最隐秘的最黑暗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不被写就消失。而且这样的女人像社会问题感应器一样，身上会更容易浓缩一些东西，比如非常剧烈、非常集中的女性的悲剧、女性的抗争，女性的一些本能渴求，男权社会对女性尊严的无视。

走走：你的第二叙述标志是“羞耻”。《同体》里：

“晚上做爱的时候，她殷勤得像个妓女，勤学苦练，渐渐精通了各种技艺，几乎每次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她已经渐渐不再有羞耻的感觉。那些羞耻如秋花一般谢去了，只落得满地残红，就连那点残红也是一阵风就吹走了。”

《无极之痛》里：储南红在公交车上遭遇色狼贴身猥亵：

“蹭到后来，她对它忽然就没有厌恶感了，这猥琐的磨蹭忽然让她有了一种古怪而诡异的喜悦。越是羞耻便越是喜悦。似乎她旗袍下的身体终于是散发出魅力来了，万宇生羞辱她？自然有人会喜欢她。”

《无相》里：

“醒过来的羞耻像鞭子一样狠狠抽着她，她恶狠狠地盯着水里的自己。就是这个人，居然毫无羞耻地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那么驾轻就熟地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一件不留，居然脱光了给男人看，而且脱得那么自来熟。……不错，果真是妓女的女儿。”

你涉及的羞耻，既有女性之生为女性的羞耻，也有穷人之生来贫穷的羞耻。她们因为“被迫”向他者显现，在他者的“注视”之下，第一次像对一个他者做判断那样对自己本身做出判断，从她们成为被看的对象开始，她们的自由就消失了，失去了自己本真的存在，成了“为他者存在”。

为什么你会对“羞耻”这一主题情有独钟？

孙频：羞耻这个主题应该是很多作家都感兴趣的吧，事实上也被很多作家反复写过。因为羞耻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羞耻与每个活着的人都是如影相随的，文化、暴力、他人，都会带来个体的屈辱。而这种屈辱无疑会沉入人的潜意识，从而支配人后来的一些行为。所以说羞耻心是人所有品德的源泉。

我对羞耻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很重的罪与罚情结。比如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疾病当做命运来爱，就如同他对待危险和罪恶一样。这是我所深深欣赏的作家姿态。

所以我很赞同一句话，艺术家永远只能从自己的本性最危险的深渊里取得最光彩夺目的真理。就如波兰斯基的电影，是从罪与罚里开出的人性之花，尽管他被称为是电影界的罪恶大师，还是无法阻挡我对他的喜欢。他和老陀一样，他们都在受着苦难，因为只有通过苦难才能真正去爱。他们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拿文字和胶片来取暖的人。

我对苦难的兴趣与恐惧会使我对由苦难引申出的另一个主题羞耻，也充满兴趣和恐惧，所以形成了我小说中一个主题。我个人觉得其实羞耻是尊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毫无疑问，我热衷于人的尊严和羞耻肯定与我的成长环境有关，当然我不至于受过什么大苦难，比如像波兰斯基那样进过集中营，但从小接触的相对都是底层社会，对小人物的生活看得比较多，对人世间的冷暖炎凉比常人感触得要深刻。以至于到后来总觉得有些话有些主题不得不说，不得不写。但我一厢情愿地以为，这种不得不写是文学写作的起码动力吧。

还有就是我对权力二字的感触很深刻，这个社会无处不在的权力潜移默化地加诸在人身上的羞耻，是从内部彻底摧毁人精神的武器。它像大雾一样，你可以憎恨却无从摆脱。

最可悲的是，每一个人能握有一点权力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加入这个行列里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人。耻辱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迫使一个无辜的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罪孽是我喜欢探讨的主题。尊严对人毕竟太重要了，在如今这样一个剧烈演变层次丰富矛盾重重的社会里能真正感觉到尊严的人有几个？必须承认，受辱几乎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而人一旦非常想要尊严了，反面就是极容易受辱。受辱之后的感觉就是羞耻，所以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中，耻辱既是一种摆脱善性通向人解放的途径，也是束缚人自由的桎梏。我想我是在表达一种人类的基本渴求。这种渴求甚至会引起内心的爆裂。

走走：“文学不仅仅只是一门艺术，它同时也是—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生命现象。”再联想到那句话，“羞耻感是所有暴力最主要或最终的起因”，我似乎理解了你文字的暴烈。

孙频：细究一个作家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很喜欢看作家和艺术家的传记，有时候觉得比看其小说还尽兴。尽管作家与作家的气质差异很大，但还是需要很多共同因素的。

先不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如何，单就作家本身形成的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的东西。我这不是在故意搬弄这些词装大头，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切身感受，也是我揽镜自照，从中可以总结出来的一些小体会。

某些独特的生活背景和独特的心理结构，再加上个人的禀赋不同，自然使得作家们的风格都是充满个性化的。文字暴烈还是细腻柔媚，我个人觉得不是个评判作家好坏的尺度，它只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就像有的人喜欢穿这种风格的衣服，而有的人则喜欢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写作所要求的毕竟是创造性。这种创造性虽然充满乐趣，但却也很压榨人。就我个人来说吧，我其实是个很敏感很细腻的人，但近两年越来越喜欢这种狂暴猛烈的风格。

一方面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女作家都应该写得很腻歪很玲珑；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的暗黑所致吧，活着本来就是一件壮烈的事，对作家尤其如此。显然作家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相反，还要比常人承受更多的痛感。

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小说里显得很偏执很倔强，甚至很极端。其根源都是一种对活着的无极之痛的追问。如果你正坐在星巴克里优雅地品着一杯咖啡，自然无从体会我小说里的偏执与痛感。

尽管如此，我还是赞同贾平凹的一句话，他说，社会复杂，各色人等，当人境逼仄的时候，精神一定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浩淼这个词用得好。

走走：“羞耻”这个标志让人不免想起拉什迪的《羞耻》和库切的《耻》。

在拉什迪看来，精神世界的宗教暴力和生活世界的政治暴力，造成了现代社会普遍的羞耻和无耻；而库切则在呈现道德之耻、个人之耻、历史之耻。

但拉什迪赋予“羞耻”反抗的力量，瓦解了书中那个在宗教和政治暴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库切则通过个人的耻辱感追问自身，横向涉及个人、种族、政治，纵向延伸自我、尊严、死亡。

面对这样的标杆，我会觉得你笔下人物的耻辱感没有再继续拷问，生成他们耻辱感的困境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再继续探索，是否有解决之道。也许是你忘记去设定羞耻的反衬之物，“人性中的神圣之火”、某种美好，所以你的人物面对的总是一时一地一事的羞耻，并非终身之耻，所以他们不会时刻提醒自己羞耻的永在，也就不会去试图突围，去对抗、反抗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耻感。

孙频：拉什迪在小说里把非理性的宗教和政治暴力作为导致社会羞耻和无耻的根源，库切的主人公是自省的，是通过不断拷问向内而走的。

我当然不能说我在小说中融合了个人、种族、政治，首先是每个作家所在的时代和国家不同，我们不是在南非，也不需要像拉什迪一样在全世界被穆斯林追杀。我们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存境遇，即使称不上伟大和惊心动魄，却也是无可复制的个体。就比如你生在上海，我生在吕梁某个小县城，但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彼此的经验都不可能相互取代。

至于自我、尊严、死亡，我倒不觉得我小说里没有这些元素，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我小说里连这些基本元素都没有，那还剩什么？难道就纯粹是一个不比新闻更新鲜的故事吗？那更应该去给《故事会》和《知音》撰稿了。

我所写到的耻辱必定与我的年龄、与我的阅历、与我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以我这样一个个体只能创造出独属于我自己的对耻辱的理解和探索范围。

但我认为，我们每个关注耻辱的作家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都在拷问，这种耻辱是怎么生成的，它来自哪里，它背后的社会根源心理根源和文化根源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和消解这种与人们如影相随的耻辱感。

很显然，我在写耻辱的背后写到的首先就是人生存的困境，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困境既是耻辱的来源，也是解释耻辱的最好出口。因为困境对人类来说几乎是永恒性的，不会因为时间和时代而有所改变，所以与困境的斗争这个文学主题也不可回避。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确实经常被剥夺尊严，甚至我自己都会用下贱这样的词去写她们，但是我不觉得我写的哪个人物是真的没有尊严或沉湎于尊严的丧失的。就是因为她感到尊严被剥夺了，为此她才不惜一切代价的，连命也不要地想为自己创造出一点尊严。

比如《不速之客》里的纪米萍，她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寻找一点点尊严吗？为了这点尊严她们可以万死不辞，可以图穷匕见，这本身就是在反抗，在自我救赎。而这种对失去尊严的拼死对抗本身不就是人性中的光辉吗？

你觉得什么才算人性中的神圣之火？必须是光明的高亢的东西吗？这种深埋于绝望与肮脏之中的对抗和救赎就算不得是人性中的神圣之火吗？至于能不能在小说中彻底从这种羞耻中突围出来解救出来，恐怕实在不是一件能精确计算的事，小说又不是数学题。

《耻》中的高傲的教授戴维•卢里对年轻女生有着植物般的欲望，这种欲望近于耻，可是最后他解决了自己的关于羞耻的问题了吗？远走南非就算解决了吗？

作家可以留下的也许只是文字背后的思考，而不是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小说又不是丛林生存手册。

走走：你的小说里，处处可见宗教的元素。《乩身》里：

“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不洁的东西往往是一种抗拒其他不洁的妖魔鬼怪，只有不用不洁的底层的人才能镇压那些更邪恶的东西。”

《同体》里，你既引用了《大藏经》：“观一切有情，自他无别，同体大悲”，又有“如果你能把宗教与科学完美融合，你就会明白，只有通过丧失自我，人才能够与上帝合二为一”、“一个人的自我完成并不能靠这些仪式，比如神仙，比如佛陀，比如耶稣，它们的自我完成都是以自己的死亡为基础的，死亡的一刹那才是新生”这样的观点；

涉及最多的应该是《无相》那篇吧：

“宇宙间一切有形的东西反而可能是最虚空的，佛家不是说吗，‘照见五蕴皆空’。而那些最虚的东西也许就是世界的本质。所以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过分惧怕孤独。”

“宇宙间最本质、最圆满的生命，其实是无相可言的，眼中看不到色相，才是真正的光明。……所有的妓女和妖女其实都是佛的化身。”

你自己有宗教信仰吗？

孙频：我隔段时间会去去教堂，听听牧师讲道，看看信徒们祷告，试图去感受一下神对人的爱。但是你要问我是教徒吗，我不是，就是说我的理性还是无法让我相信真的有一个上帝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的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永恒的能量和暗物质。或许它们是上帝的另一种形式。

我想借用韩国导演李沧东的一句话，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会反思的人就是有宗教性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是有宗教性的人。那么我也认为，我是有宗教性的人。

其实宗教二字无论对我本人还是对我小说中的人物，起的都是一种止痛剂的作用，它只是暂时的止痛，而不会起到根本救治的作用。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清楚之余，还屡次把宗教性的东西放入小说，那就是说，我还是可以借助它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约我觉得除了借助宗教，借助别的都不合适或者不够。或者说，无论我信不信宗教，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赞成信仰的存在的，我会下意识地觉得，所有的信仰都会让人向着一个更平静光明的方向靠拢，哪怕这种平静光明纯粹就只属于一个人的内心，也是会减少一个人的苦痛的。

这是一种活着的权宜之计。但我还是做不到让自己真正投身于一种宗教信仰，甚至对此怀有警惕，因为过度的平静就是创造性的终结，也是一种对活着的偷懒。这也就注定了写作的人是要终生接受精神上的折磨与拷问的。

我发现一些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奥康纳，他们的出生环境就是笃信天主教，而他们的作品中处处都是对宗教的怀疑和拷问，那就是，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为此他们大约要忍受比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多得多的折磨。

因为他们是作家。他们将终生与喜乐和和平无缘。比如伯格曼的《第七封印》中的骑士从一开始就错了，其实所谓信仰，就是无需验证，只需相信。若追求验证，则非信仰，而成了科学。信仰不是知识，只是去相信。

伯格曼正是通过电影在自问自答，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又在哪里。最后他貌似在《野草莓》中给自己做了解答：

“我四处寻找的朋友在哪里？黎明充满了孤独和爱。当黄昏来临，我却仍旧睡意浓浓，尽管我的心在燃烧，燃烧。我看见了他的痕迹，那些痕迹是她的荣光和力量。一颗谷粒，一朵花的芬芳，每一寸呼吸与空气，都是他的爱。夏日的微风是他的耳语。”

于是他认为上帝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中，一切皆是他的爱，荣光与力量。所以我认为在一切艺术作品中的宗教元素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借此来表达作者观念与思想的渠道，并以此来消解现实的某些冲突。这符合人性中最本能的追求。

就是说，人人心里还是渴望着善和美，渴望着安宁与喜悦。但我认为一个纯粹的真正的教徒是不会去写小说的，因为小说源于冲突，终于平静。如果我可以做一个喜乐的教徒，我就不会去做一个痛苦的小说家。

走走：你的文本里有一种“活着宗教”，这与你对吕梁等等的背景描写是分割不开的。作为山西作家，吕梁山这样一个地标在你的文本中似乎挺有分量。

比如《乩身》里写到的交城“地处吕梁东边，山川阻隔，所以这个晋中小县城有条件保留了部分傩文化”，接下来你详细描述了迎神赛社、马裨用钢钎穿腮等；

《同体》里的冯一灯家“在吕梁山深处的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叫水暖村”，你用了不少笔墨来写当地的生活情况；

《无相》里，既写了吕梁山中的衣食住行，还详细描述了拉骈套（卖淫）的风俗：

“如果家里有个女人在拉骈套，那男人就是什么都不做，一家人也基本活得了。……男人们晚上就给自己的女人拉皮条，帮自己的女人拉拉客。来光顾的客人有本村的，有外村的，还有从县里特意跑来体验野味的，还有深山里的那些煤矿里的工人领了工钱就定期过来解决一下生活，泄泄火。就是本村来的男人也分光棍和有老婆的，别说是光棍们，就是有老婆的也是正大光明地来再正大光明地去。……所以在山里人心目中，拉骈套绝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能拉得了骈套的女人地位很高，就像家里的主劳力一样，自己的男人公婆也得敬着几分。”

我是觉得，因为有这样的生存背景，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种信仰般的“活着宗教”才是必然的。

孙频：因为吕梁是我的家乡嘛，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个背景，让它一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

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群都会形成自己的关于活着的宗教，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山村里的人们，都会有一套与环境相适应的更易于生存的法则。吕梁偏远落后贫瘠，属于远远被抛出主流关注的次文化圈，但是这样的地方肯定有它独特的生存质感。

我一再写到这些地方的人们贫贱的生存状态，倒不是在用猎奇的方式博得读者的眼球，而是我在下意识地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独属于我自己的写作中的文化地标来。再说了，一个写作者，如果不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又该去写什么呢？

我十八岁离开吕梁混迹于城市，但至今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城市人，我仍然与城市隔着一层，而且我觉得自己写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那是因为我对城市以及城市人的脉搏仍然是摸不清的，即使我借着城市的背景写一些男女之间的小说，那也只是个背景，我写的不是城市，而是对人的自身追问。

所以相比之下，我写吕梁的时候会感觉更舒展一些更贴切一点。我倒不是为了迎合什么需要而去刻意写底层，是因为我只了解这样的底层。就像有的女作家可以写出很优雅的女人，但我更愿意写这种拉偏套的女人。

其实有谁的哲学不是由他的生存境遇决定的？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活着本身就是哲学。就我目力所及，被夹裹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从来就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最大的期望只是能够活着，然而很多时候连这样卑微的愿望也往往难以实现。

所以如加缪所说，生命必须具有存在的意义吗？在中国，在底层，是没有意义这两个字可言的。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我把这种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写进小说的时候，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人是如何存在的。

海德格尔不说过吗，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确定了这种存在。向着耻辱而生的生存哲学本身就是在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而所有艺术的根本大约都是基于对死亡的恐惧吧......

文章选自走走著《非写不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1。已获作者授权，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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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女，1983年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太原文学院。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有小说两百余万字，有小说集《隐形的女人》《九渡》《三人成宴》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合同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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